牢獄(1936) ◎豪爾赫・紀廉(李魁賢 譯)
那個人沒有歷史,
但他確實有過歷史正如大家
一樣。某種危機……。想起來
傷心。他一旦說出來,就心平氣和。
回想我的牢獄,不是「我的牢獄」。
我度過的刑期很短暫。
是面臨死亡危機的死刑。
我們陷入殺害同胞的罪名中。
「今天會是我的共同命運:
不經法定手續就槍斃我
以永恆之名,如此好戰,
以他武裝的軍隊和信徒?」
以信任我的星座拯救我自己,
「不是上帝嗎?」「祂和兇手同在,
根據兇手和共犯的話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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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作者簡介
豪爾赫.紀廉(Jorge Guillen),西班牙詩人,「二七年代」代表之一。
1893年出生於舊卡斯提亞的巴利亞多利德(Valladolid),並在此唸書、成長。1919年開始寫詩,成為「二七年代」(1927世代)的成員,後來在1936年成為政治犯被囚禁,並在兩年後佛朗哥軍事政變之際,離開西班牙,前往美國各大學教詩。往後許多年持續著教書與創作並行的生涯,一直到1977年佛朗哥去世後兩年,方才回到西班牙,並在此度過最後的晚年。著有詩集《頌歌》、《吶喊》、《紀念》等。
(參考自李魁賢譯《歐洲經典詩選――紀廉/艾呂雅》之紀廉年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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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小編 #有庠 賞析
二十世紀以來的歐洲政治,經歷一戰摧殘,法西斯主義在戰間期的歐洲大陸上逐漸醞釀,1936年爆發的西班牙內戰便可看作此時代下的結果:共和國和佛朗哥主導的長槍黨之間的衝突,造成無數人民傷亡。
無數。時代。的確,經由上述,讀者能對那個時代擁有概略性的認知,但往往也停在概略認知。無數究竟有多少?調出資料來看的數千萬、數百萬對於人的心靈依舊過於龐大,龐大到足以麻木。可以想像的是一個人的同理心當然能夠施展,但要他施展數十萬次來同理這樣的苦難,終究是過去時代和當代個人的距離。所以於筆者而言,紀廉此首詩的意義,不僅將共時性的苦難表現出來,更呈現出歷時性的悲憫。也就是說,同時代的人的歷史得以被訴說,更能傳遞到後代,成為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民族認同。
從首句的「那個人沒有歷史,/但他確實有過歷史正如大家/一樣。」寫出歷史是被建構的,既然能夠建構,那當然也能被變造,那個人可能是「我」,也可能是「任何一人」。「他一旦說出來,就心平氣和。」問題是他能說出來嗎?環境是否允許他說話?
第二節形塑共同體的意圖越來越強烈,作者出入個人和整體之間,提示是苦難將「我們」整編在一起。第三節再以「我」來發話,將我鑲在整體的那個位置寫得更加清楚,最精彩的也是此節末兩句跨到第四節首兩句,「『不經法定手續就槍斃我/以永恆之名,如此好戰,/以他武裝的軍隊和信徒?』/以信任我的星座拯救我自己,」,將理由和原因以迴行的方式串連,例如「以永恆之名」可能是上句「不經法定程序就槍斃我」的原因,也可能是下句「如此好戰」的起點,連續讀下來,詩人猶疑和不確定感的情緒透過文字的安排達成了。
詩人在整首詩當中唯一提供的時間資訊僅在詩題,但內容套用到任一國的近代戰爭史皆然,一樣殘酷,一樣無可挽回。這樣的書寫或許也可以思考另一個方向的可能,如赫塔.穆勒書寫羅馬尼亞籍納粹集中營受害者,在《呼吸鞦韆》中細緻重構的場景、規則和場域內才聽得懂的特殊語言,此凡種種都成了「失落」的最大證明。透過失落,我們得以重拾。
如果回應本月主編的期許,以詩歌回應當代議題,我們得以思考臺灣過往的威權歷史,和當代轉型正義如何的停滯斷裂。從二二八事件後大量逃亡的精英、白色恐怖受刑的「新生」等等長期被置放在大眾視野之外,在此刻的人,光是訴說和記憶就能更逼近真實和善意。
美編:林宇軒 @arteditoe0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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